“温州人套进去太正常了，他们总是以简单的逻辑来分析很复杂的问题，他们只知道人多，房子盖得多，昨天多少钱，今天多少钱。浙江人总相信奇迹，汽车在他们眼也不过是四个轮子的摩托车。”李忠向记者表示。

不少在当地购入物业的温州人认为，当时大家都在当地买房，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投资：迪拜的楼市跟中国差不多时间起步，涨得还没有国内快，以迪拜自由港的地位，石油国的资金和当时全世界热钱的追捧程度，谁也想不到才到每平米二三万元就垮台了。在“炒楼花”的接力游戏中，不少温州人接了最后一棒。

迪拜模式忧思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七个相对独立的王权统治的地区性小王国组合而成，通过议会民主选举联合国家的总统。通常阿布扎比的世袭领袖是阿联酋总统，迪拜酋长则是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

默罕默德王储已经统治迪拜多年，迪拜国民对他怀有个人崇拜，把他视作迪拜奇迹的一部分。他无时无刻不在俯视着他自己的创作，这位在迪拜拥有至上权力的统治者的笑脸形象出现在包括迪拜塔在内的一半建筑物上。

李忠认为，默罕默德王储把迪拜玩大了，“威信高的一塌糊涂，决策机制不像我们这样公开透明，他也收不住了。”

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迪拜并不富产石油，于是迪拜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在石油泛滥且民风保守的海湾地区打造一个绚烂时尚的销金窟。在房地产开发上，专门辟出一块，作为全球建造技术的试验场，供富裕阶层挥霍。既然本国人口不足，就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流动城市。

迪拜的城市运营和产业升级思路一度被全球各地视为楷模，它差一点就成功了。SOHO中国联席总裁潘石屹透露，SOHO中国2007年上市完成伦敦站路演后，保荐人瑞银证券坚持添加迪拜一站。迪拜是整个路演的转折点，由此变成了反路演——机构投资人反过来推销他们自己，希望能够接受他们的订单，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的资金希望能到中国来与SOHO合作。

但李忠不认为迪拜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差不多处在地球的等分点上，各涵盖8个时区，法兰克福是伦敦的辅助，迪拜充其量只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城市，“开发规模超出太多。”

李忠同时认为迪拜不够宜居，天气太热，自然景观并不优良，出租车等城市配套严重短缺，同时，“阿拉伯文化对他们自己的世界来说是文明，对其他族群就成了壁垒”，当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也让人多感不便。

他透露迪拜的流动人口中中国人差不多是最多的，在帆船酒店下榻的当天，他遇见多位房地产开发商和装修团队的老板，领导一个人在前面走，后面三四个随从拿着变焦相机，领导一指“这里”，后边的人就咔的拍上，满脸的惊奇和艳羡。

由于迪拜是自由贸易港，中国企业为规避贸易壁垒，在迪拜投资很大，所以迪拜对中国非常友好。投桃报李，迪拜在国内美誉度很高，很多省市都派出了代表团，考察迪拜的城市运营和产业升迁模式。

跟得最近的海南。阿拉伯人打算把曼哈顿甚至全世界都搬到迪拜，蜂拥三亚的地产商们就把迪拜搬到三亚，帆船酒店和棕榈岛已经能够在海南找到原型。杭州此前也表示要做中国的迪拜，2008年大批官员前往学习，连钱塘江边的灯光也请迪拜机场的灯光师设计。天津星耀五洲项目则模仿迪拜世界岛，用人工岛屿拼接世界版图。

从想象力和手法上来看，国内城市运营提升价值的能力已经不逊于迪拜，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房价已经赶超迪拜泡沫破裂前的水平。但李忠认为中国的大陆经济体和迪拜的城邦经济体没有可比性，前者更有产业支撑和战略纵深。

“北京、上海和海南都是强磁极、低容量省市，供应不足。” 他倒认为类似迪拜的投资模式风险值得警醒。迪拜世界不是银行，而是城投，不管捅的篓子有多大，只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迪拜政府做担保，根本融不到这么多钱。但问题是，迪拜政府是否有能力担保？

中国面临同样的风险，政府隐性担保，城投杠杆率无限放大，但地方政府其实没有担保能力：首先不能拿税收担保，分税制中央有钱地方没钱；地方政府都是吃饭财政，只有几栋办公楼，没有太多实体资产；地方政府通常也没有土地，熟地早卖光了。

EI中国首席代表兼宇培集团执行副总裁魏松同样表达了担忧，他认为三亚和迪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完全以旅游为主导，现在爆发式的开发，开发速度大于需求增长速度，一旦经济出现问题，就会供过于求。如果政府负债比率是否过高，风险就会非常集中。

不过他不认为海南马上会爆发债务危机，海南除了政府举债以外，不同发展商一起做，风险能够更分散一些。和李忠观点相悖，他认为海南存在一定风险，短期内供应太大，以投资需求为主，一旦金融货币政策有变，就会改变很多人的预期，带来很大的波动。

对于迪拜债务危机，有业内人士的观点更加激烈：迪拜和赌城拉斯维加斯一样，将永远摆脱不了水资源短缺，债台高筑和贪婪、虚荣人性两大阴暗面的三重诅咒，是不值得推广的极端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