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抗战刚刚结束，父母从重庆回到广州，伯父也带着妻子、两个女儿来到广州，和从肇庆回来的祖父会合。为了解决居住问题，祖父就在中央公园（现在叫人民公园）旁边的连新路买了两块不大的地，建造了连新路81号和87号。

连新路81号是我度过童年的住宅，单门独户，两层楼，有天台，也就是平台屋顶，广州人叫做“天棚”，祖父是日本帝国大学的工程学留学生，做过国民政府兵工厂的总工程师，又是工专的校长，因此住宅自己设计。虽然不大，两层楼加起来，总面积也就是100多平方米而已，却甚为舒适，楼下一房一厅，后面有天井、厨房和冲凉房、厕所；二楼两房，也有厕所和浴室，天台有一间非常小的“工人房”，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保姆房。祖父住二楼，我们住一楼，天井是我的乐园，出门就是中央公园和市政府，因此童年的记忆在我是十分美好的。

1953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到武汉音乐学院（当时叫做中南音专），我也跟随去了武汉，开始了大院生活。刚去的时候是住在一栋面对操场的很大的连排公寓，估计是抗战的时候日本人建造的。操场南北各做了一栋住宅，两层高，斜坡屋顶上还有亭子间，木地板，当时分配是一家一房而已，我们在南楼，北楼是学生宿舍；我们和关山月、黎雄才、杨秋人、杨太阳、谢功成这些教授是邻居，当时满学院只有美专的校长胡一川一家住洋房别墅，有小湖、木桥，可精致了。

南楼艰难的是没有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真不方便。到1954年，用红砖建了几栋教授楼，教授们便都有了新居，我们住在13栋，都是一种设计，三门六户，每户是两房一厅，大概也就是80平方米左右，住了六个教授家庭，楼上和楼下的一户共用一个浴室厕所，但是各有自己的厨房。我们楼下是小提琴家顾钟琳，隔壁是钢琴家区晓，都是洋教授，六家邻居，大人孩子，乐也融融。

1957年“反右”期间，我父亲成了“右派”，因此被清洗出13栋，住进了学院工友住的20栋，那是一栋典型的宿舍楼，3层，每层一个厕所和一个厨房，每层住六七户人家，很拥挤，我们家给了三间房，加起来大概是80平方米，但是因为设计的时候是准备三家的空间，因此三房基本是隔开的。这栋楼其实是走廊生活，大家起来后都在走廊说话、聊天、吵架、八卦，一家有事，各家帮忙，是解放后最典型的邻里文化了。结果那个条件虽然不好的20栋，却给了我最好的印象，父母和我们兄妹三人，住得很开心，何况邻居都是工友，大家和睦相处，比起原来和教授们在一起的那种必需保持的矜持反而更加舒适了。邻里之道，我是在这里真正体会到的。

我是1982年进入广州美术学院工作的，居住也经历了一个低级到高级的循环。先是住极为简陋的“招待所”，就是一栋两层楼的简易房子，那栋房子到2009年我回美院看看的时候居然还奇迹般地屹立在那里。那时候，“招待所”里住了十多个青年教工，好像现在集美组的老总林学明、陈向京都在那里住过。学院对我比较优惠，给了我两间房，一间当睡房，一间做书房。一年之后，又给我调到原来关山月住的一套住宅中，两层楼的红砖建筑，原本是住四家人，我因为级别不够，就和崔华峰、东美红夫妇合用一套，我用两房，他们住一房，合用厨房和厕所。

过了几年，我升了副教授和系副主任，就把整套给了我，终于有了单门独户的住宅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