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07年，中国人似乎真的进入了伟大的市场经济，在吃饱喝足之后，或在吃饱喝足之前，自然而然地在灯底下数钱买房。七八年了，已经习惯不指望单位分房了，但实际上，政府还是认真地承担着掌控房地产的职责。3月，广州市市长张广宁表示，广州将全力控制房价，“至少要稳定在合理的水平”，劝中低收入者不要急于买房。

凭什么相信张市长有这样的胆量和能量？因为政府有3个手段。一是增加土地供应，二是建经济适用房，三是直接给中下收入者补助房款。看来，行政手段还是很有力道的。

但遇到钉子户怎么办？2007年重庆九龙坡区钉子户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4月，国旗在孤岛的小楼上飘着，数百上千的记者群聚长枪短炮对着，全国人民过节般地注目参与——这把中国最重要的财产的法律规定的矛盾显露无遗：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因而房主拥有的物权，实际上只是地面上的建筑和一定期限的土地使用权。如今政府把地又卖给开发商了，一地两卖了，违约了，委屈房主了，公权侵犯私权了。

到了5月，沪市指数攀上4000点，这是一朵大大的花，绚丽的或有毒的——看对谁来说了。对地产商来说，大家把买房的钱砸股市里了，或以房借贷去炒股，不急着买房了，不爽。但对张广宁市长来说，这4000点的大花也许是个好事。钱进股市了，房市需求减少了，房价还不降些个？

但张市长刚刚高兴3天，便有国家发改委拍马赶来叫阵：一季度全国房价涨幅平稳，但深圳、北京、广州等城市房价涨幅名列前茅，广州3月份同比上涨8.6%，环比上涨1.2%.在房价上打架的不止广州。上海社科院副秘书长姚宏来发表文章称，上海商品房将大量过剩，至少3年内将出现供大于求。这惹得上海社科院房地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泓铭大怒，说姚宏来的报告不是上海社科院发的，是姚个人行为。

其实，对政府来说，房价涨了政治上有压力，但降价了钱包不高兴，土地出让金受影响。南京市官员决定先顾着前者。5月25日，南京市物价局召开动员大会，宣布调控南京市房价，规定经济适用房利润率为3%，商品房为8%，正在销售的房价不得高于5月14日之前的最高房价，实行“一房一价”的核价制度。

这项调控房价的工作难度巨大。比如成本，包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费、附属公共配套设施费、公共基础设施费、管理费、销售费、财务费等等，每一单，每一环节，都是千差万别，都衍生出成百上千的子项目，这如何算得清？许多项目是分期开发的，不停申报不停投入，这滚动的成本如何理清？许多利润要到整个楼盘交付之后才能评估出来，这如何先算定3%或8%的利润再“一房一价”出售？

但南京物价局官员不怕困难，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许多年，市场经济或宏观调控还是常听到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听的不多了，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何区别？

7月建设部官员出来说话了：小产权房是违规的。接着北京宋庄画家李玉兰的案子判下来了：与农民的买房合同无效，但农民要赔钱。《2005年农村经济发展绿皮书》透露：征用土地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0%～30%，农民占5%～0%. 10月8日，SOHU中国终于上市，圈了128亿港元，又一个中国梦。此前，万科王石正在滑雪，忽国内舆论大哗，说王妻王江穗在万科股票买卖上赚了90万元。上市能圈钱，但也把自己弄得透亮，被人盯住。

2007年的这些片段，昭示着中国房地产在半市场半行政，在法律和政策的纷杂环境下的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