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享誉世界的好莱坞，驱车到虞琳敏的家，只需要40分钟。在这40分钟里，会经历从喧嚣浮躁到宁静安逸。虞琳敏和丈夫马克。赛尔斯曼住在山上，寻找他们的家颇费了些周折。喷泉，阳光，一对年轻恬淡的夫妻，若干年前的荣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山下的热闹也仿佛与他们没有干系。
虞琳敏的父亲是上海人，母亲来自广东省，这个在美国的第5代华裔从小受着美国文化的影响，与中国文化几乎是隔海相望，不会讲汉语，也许只有她的黄皮肤能提醒她与中国还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或许，中国血统对她的影响是天然的，与生俱来的。
凭借短片《呼吸的代价》获得1997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后，虞琳敏的一切都变化得非常快，一夜之间，第二天电话响个不停，整个屋子都堆满了鲜花，而且一时间上百万、上亿的人在电视上见到了她，所以甚至当她丈夫去超市买东西时，人们都会为他鼓掌。
奥斯卡是每个电影人梦寐以求的时刻，然而对虞琳敏而言，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远不如发现手镯上的一颗钻石丢失来的更为紧张，因为，那套领奖穿的衣服和手镯都是借来的。
当虞琳敏被提名后，一个著名的珠宝商借给她一条镶满钻石的手链，但当她低头看时发现少了一颗钻石。那晚虞琳敏整夜没睡好，幸好第二天珠宝商打电话说钻石掉在托盘上了。从那以后，虞琳敏再也不要借首饰了，太受刺激了。虞琳敏开玩笑地说，那些珠宝和服装加起来的钱要比她片子的成本多出几倍。“当你的行头比你的电影预算还要贵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你离成功不远了。”虞琳敏当晚在奥斯卡颁奖礼上的发言荣登1997年奥斯卡十大妙人妙语。这句玩笑话的背后，却道出了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艰辛。
她是《呼吸的代价》的尽职转述者
为虞琳敏带来1997年第6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荣誉的是一部叫《呼吸的代价》的纪录片。纪录片的主人公马可。布莱恩，是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名诗人和作家，患有因病毒引起的骨髓灰质炎，导致四肢瘫痪，甚至到了离开机器就无法独立呼吸的程度，他只能离开呼吸机一小时左右，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他的“铁肺”里度过的。
起初，当太平洋通讯社建议虞琳敏制作一部关于马克的片子的时候，她并不认为自己是合适的人选，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题材，而她以往片子的风格都是比较滑稽另类的。但是当虞琳敏读完马克的著作——《呼吸》的时候，她改变了原先的主意。
这是一部关于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的片子，他道出一个人的心声，他真正想告诉世界的话。“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他对世界的这种理解方式，而他偏偏是一个与生活绝缘的人。这一切都让我充满兴趣。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像这样一个生活受到严重局限的人，却有着如此生动的想象力。他的现实生活和理想生活以及他的精神生活之间的距离是如此悬殊。这就是我对此感兴趣的原因。”
虞琳敏感兴趣和关心的是马克的故事，他的心路历程，他这个人。这不是一个旁观者的观看，也不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而是一个值得信任的记录者，一个有耐心的倾诉对象，一个忠诚的转述者。
这部片子得奖之后虞琳敏想过把它拍成电影，但最终还是没有。并非因为诸多争论，而是要把一部这种题材的纪录片拍成电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最难的是必须忠实于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重度残废的人，通常不是好莱坞愿意投资的那种，因为不一定能卖到好票房，所以“既然电影不能做到位，那干脆不做。”
纪录片是“世界上最酸的糖”
也许对于纪录片导演来说，更多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只能是等待，固守着创作的自主权，等待。
但是等待是最为消磨心志的一件事情，太多的人在等待中丧失了勇气，但虞琳敏甚至能将等待的烦躁转化为另一种创作的激情。在筹拍一部关于一群再现南北战争的人的片子过程中，她再次遇到了资金的困难，等待中，虞琳敏拍摄了一部只有三分钟的短片。
这个无心插柳之作为虞琳敏赢得了包括圣芭芭拉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短片在内的众多奖项。这部片子拍的是些吃世界上最酸的糖的人。虞琳敏尝试了各种不同的糖，最后发现一种非常酸的糖，当她拿着这些糖给孩子们吃时，其中一个小女孩大声地哭了，说，不要了，不要了，可是5分钟以后她又想吃那个糖了。这是一部非常荒唐而滑稽的片子。她拍了一群不同年龄的人，有小孩，有大人，给他们吃世界上最酸的糖，然后记录下他们的表情。看上去很傻，但结果却大受欢迎。
或许当初虞琳敏满腹的酸涩比起这个酸死人的糖果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片中那个被酸到哭然后又伸手要糖果的小女孩，又像足了虞琳敏本人。不同的是，她的糖果是纪录片。
虞琳敏先是从大学法学系毕业，然后因为喜欢纪录片去了好莱坞做一些基本的剧务跑龙套工作，然后干导演，然后得奥斯卡纪录片最佳导演奖。当问到她为什么从法学转到纪录片行业时，她的表情好像在说，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她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虽然虞琳敏不会讲汉语，她的德国籍丈夫却讲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做得一手不错的中国菜，当她们到中国时，这个华裔女孩需要德国籍丈夫给她当中文翻译，不晓得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能走到一起的。但采访中，他们都说出了同样的话：非常理解对方的追求，知晓彼此所面临的压力。即便虞琳敏不会做菜，丈夫却说，我是个作家，工作的性质适合在家做饭，重要的是她非常理解和尊重我的工作。
在《生活的博物馆》结识精神病艺术家
作为一个纪录片导演，虞琳敏比大多数人更敏感也更敏锐，更关注身边的人和事物，更擅于发掘行为的背景。一个意外的机会让她结识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从而有了新片《生活博物馆》。它讲述的是纽约精神病院的艺术家群体。
在一幢被捐献给有精神问题的艺术家的大楼里，虞琳敏没有看到医院里的脏，也没有看到精神病院里的疯狂，她看到整栋楼从楼顶到地板都充满了艺术，每一个角落都很精彩。她和艺术家们谈到他们的艺术，他们对自己作品的理解和艺术本身。
“拍一部关于有精神问题的艺术家的片子或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作家的片子，我不会总去强调这些人的特殊性。人们也许会说，他们有这些问题，我们不一样。但其实，假如你去看过他们的艺术品或文章，我想你就能和他们沟通，你会找到共性的地方。”而这就是人们的反应，突然间他们会明白这些人的生活和作品所表达的内涵。所以，全力挖掘能够分享人性经历的方法是虞琳敏所有影片的目标。
在《生活的博物馆》中，虞琳敏倾听克莱德默精神病治疗中心这些病人对于艺术的认识，呈现了大量原生的、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还到处捕捉着他们每个人的眼神以及这眼神直指的灵魂深处。
当制作一部纪录片时，对于虞琳敏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能否抓住故事的精髓。有些人觉得纪录片会很无聊，因为它们都是关于真实生活的。但在虞琳敏眼里好的纪录片像任何故事片一样，应该是好看的，因为它能给你的总是比你想象的更多。“有时你会怀着些许期待进入电影院，而当你出来时会说，天哪，这比我想象的精彩得多。”虞琳敏会尽力把片子拍得短小，尽可能短小，她宁可观众看完以后说，我还没看够，也不愿意他们看完后说，这太长了。“我认为优秀的影片在使人放松的同时还应该带给人们一些别的。”
一个作品，要能够打动观众，就必须先打动自己，这个我们熟悉不过的准则就是虞琳敏成功的原因。回首过去，尽管很多片子显得稚嫩，但也因那里包含了拍摄对象和自己的情感、经历而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