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度发达的新加坡，人们需要的不再是只能遮风挡雨的住屋，他们更需要实现梦想的家园。
33岁的严明在新加坡裕廊西（Jurong West）的这套组屋里已经居住了20多年，“我家这套组屋属于五房式，是当时户型最大的一种。”他颇有些骄傲地说。新加坡人所谓的“五房式”类似于中国的“三室两厅”：一间客厅、一间餐厅，3间卧室，附带一个厨房和两个卫生间，面积约为100平米。去年，严明与一位中国姑娘结婚了，婚后夫妇俩依然住在父母这套组屋里，哥哥和姐姐早就搬出去成家立业了。因此，目前这套“五房式”容纳了两代4口人。“我老婆还没有获得永久居留权，所以不能购买组屋。不过，我们觉得现在这样住也很舒服。”严明语调轻松地说。
不断改进的设计
老实说，严明家户型设计、设施档次、装修标准与中国现今推出的“豪宅”相比有一定差距。可是，当得知其房屋年龄已经有20多年，记者感到了震惊和钦佩。20多年的房子，从使用功能上并无缺陷，而且维护极好。
这已经是严明家购买的第二套组屋， “我们第一套组屋是1970年买的，就在大巴窑。”严明的母亲回忆。第一套组屋多少有点“因陋就简”的意思，卧室只有两间，总面积只有40多平米。与之相比，现在这套组屋是很令人满意的。
而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建屋局设计和建造的组屋也早已脱离了最初的简单样板，功能完善、户型多样、造型美观，这些“价廉物美”的组屋，为新加坡带来了崭新的面貌。“现在，组屋一样可以有宽大的落地窗、漂亮的外立面、精巧的造型,和私人公寓没有分别。”一位新加坡公民说。
在达士敦坪，建屋局重新开发了一处占地2.5公顷的住宅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资源，楼层高度将达到50层，其设计方案来自国家发展部发起的“首届公共住屋建筑设计比赛”获奖作品。7栋摩天大厦，1800个新家，相互之间在26楼及楼顶处用空中花园连接，可通过两架快速电梯到达。它被新加坡建屋局称作“世界级的公共住屋”，将组屋的设计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老社区的普通生活
严明家住在顶楼25层，从他家窗口远眺裕廊的组屋区，到处都被绿色环绕，甚至连低层楼房的房顶也都干干净净，难怪新加坡被誉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
由于新加坡常年潮湿多雨，因此它的建筑结构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一楼没有房间，并且楼与楼之间由回廊相连，此时一楼也相当于回廊的一部分，回廊直接通向小区外的汽车站或者巴刹(Bazar)等小区配套场所。也就是说，就算在大雨滂沱的时候，居民也不用撑伞就能达到汽车站和巴刹。巴刹，类似于我国的自由市场，由大排挡、超市、卖菜小摊等组成。能够满足家居生活的各种需求，而且价格相对便宜。
严明的一天便是从家对面的巴刹开始，早上8点出门去巴刹的一家固定的小店吃一顿简单的早餐，已经是他20年来的生活习惯。这家小店因为味道鲜美在当地非常有名，据说周末可能会排队1个多小时才能买到他家的鱼片汤。严明与小店老板的儿子是一起长大的哥们，所以他时常会趁老妈不注意，多给严明一些鱼丸。“我跟这里的年轻人都非常熟悉，毕竟住了20多年，而这里的老人差不多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我觉得我已经中了他家鱼片汤的毒，喝了20多年还是喜欢。”严明说到这些老街坊时，言语中充满了温暖。
从严明早上出门开始工作，他的爸爸也开始了一天的退休生活。由于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所以他退休后的日子过得很惬意。他喜欢去离社区不远的大公园——中国花园跑步，那里景色特别美，而且公园里还有政府特意修建的慢跑道，或者就是在公园里看看报纸。
新加坡沿三条地铁线建设了26个组屋市镇，在每一个市镇，组屋居民都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便利。“1965年，建屋局开始建设第一个备有多项社区设施的大巴窑市镇。上世纪70年代中期，市镇规划更趋成熟，镇内的居民可以轻易地在住家周围找到各种配套设施。”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房地行政与产业处处长叶振铭介绍说。
每一个市镇拥有一个市镇中心，内有购物中心、电影院、保龄球场等商业和娱乐设施；市镇由几个邻区组成，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邻区中心，这里有巴刹、小贩中心、各种商店，甚至如果社区距离邻区中心稍远，也会有小规模的商业。
同样，在绿化方面，市镇公园—邻区公园—小区花园形成了层级分明，相互衔接的系统，共同组成了新加坡“花园城市”的优美环境。
运动设施、中小学、民众联络所（相当于中国的会所）、图书馆、宗教场所，都被包含在这样的市镇之中，甚至在市镇边缘设置了轻工业区，“轻工业区可以给居民就业的机会，可以不需要离开市镇，减少了对于城市交通的压力。”工作，学习、娱乐、生活，都可以在市镇自给自足，这便是新加坡建屋局引以为豪的“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社区。
完善的公交体系
裕廊是新加坡大型组屋区之一，位于新加坡绿色地铁线的西起第二站Lakeside附近，就新加坡人的地理观念而言，靠近工业区的裕廊已经属于比较远的居住区，类似于北京的天通苑。然而，公交系统的完善让居民很少感受“偏远”之苦。
严明吃完早餐后，只需要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Lakeside地铁站。在下雨时，他可以穿过连接整个社区的回廊达到地铁站或者公交车站，而不用担心淋雨。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地铁以1分钟一辆的速度发出，因此车厢里并不拥挤。除了地铁，严明有时候也会选择社区外的公共汽车，这里的公共汽车线路多，也不会拥挤，更重要的是，这里几乎没有堵车的现象。
这样便捷的交通也是新加坡组屋居民体验的现实。组屋的建造地点一般跟着公共交通走，地铁车站在哪里，组屋大致就会以此为中心发展，如同一个个TOD（交通导向开发）新城。一般来说，市镇中心也是区域的交通枢纽，设有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人们可以乘坐地铁来到市镇，再转乘巴士去所在的邻区。
而盛港等市镇更采用了地铁+单轨的轨道交通循环：以地铁站为中心，小型单轨列车连贯起市镇的各个小区。这种单轨列车有点像迪斯尼乐园里的游览车，轻便、无噪音、无污染，而且成本极低。叶振铭表示：“当组屋区建好才考虑交通，会带来许多的不方便，因此上世纪90年代，在建设这几个市镇时，单轨列车的路线与组屋建造同时进行。今后，我们可能会采用更新的技术，但规划的程序是一样的，规划市镇的同时就要考虑到完善的交通。”
永保青春的“老屋”
严明家这栋楼里有两部电梯，其中的一部被围挡围了起来。严明说到：“现在政府正在重建这栋楼的电梯。因为房子比较老，当初建楼时电梯设计为5楼一停，随着楼里的老人越来越多，生活已经不方便。今年有居民向政府投诉，政府很快就派人来重建。”
在新加坡，不管房屋的年龄多么老旧，也看不到破败和污秽。“在美国，许多穷人聚集的区域成为破败、肮脏的贫民窟，而新加坡并不是如此，组屋区的管理工作由市镇理事会负责，所有的组屋每到五年就会粉刷一新，连灯泡点到一个固定的寿命就会整批换掉。这种管理水平是令人钦佩的。”黄哲贤说。
而记者从建屋局了解到，新加坡政府持续不断地进行着“组屋区更新计划”。其中，“主要翻新计划”也称“大修”，由市政理事会提出申请，国家发展部进行评估。政府承担总翻新费用的95%，其余所需的费用由组屋居民分摊。“因为这是一项慷慨的计划，政府开支是很大的，每年只能在几个小区进行。其评估原则一是房屋的年龄，二是区域尽量分散，使各个地区都有享受翻新的居民。”叶振铭说。
当然，翻新计划是否施行，最终要看当地居民的投票结果，只有75%以上的居民都同意这项计划，才会进行招标和施工。据说，某小区的居民已经否决了翻新计划。
在“大修”之外，还有若干“小修计划”。比如“中期翻新延伸计划”，包括建造有盖的走道、粉刷组屋外观、电梯翻新，甚至进入居民家庭更换卫生间的马桶。这些“小修”全部由政府负担。
而对于屋龄在30年以上的组屋，政府还会根据情形推行“选择性重建计划”，按照中国的说法，也就是“拆迁”，整体性重建一些旧的组屋区，以增加土地利用率和提高居住环境的质量。
“我们没有‘钉子户’。”叶振铭显然对中国拆迁的情形很是了解。根据新加坡法令，居民无权反对“拆迁”，但政府给的补偿也让他们盼望“拆迁”。“住户的旧屋可以按市价获得赔偿，他们还可以按照政府津贴价购买同一地段的新建组屋。也就是说，用旧换新，还有钱收入，所以他们都说被拆迁是‘中马票’。” 叶振铭笑称。
全面面向中产阶级
按照中国人的标准，严明一家可算是标准的“中产阶级”，严明父亲曾是政府公务员，享受高标准的退休金，母亲尚未退休。而严明夫妻的收入每月有4000多新币。“我们生活还可以了！”严明很谦虚地说。
仅从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严明家庭的生活质量：严明的父亲十分喜欢打高尔夫球，他向我们展示了自己收藏的十余根球杆。他不喜欢新加坡的打球环境，因此常常和老朋友飞到泰国打高尔夫球。
严明的父亲有一辆TOYOTA轿车，在新加坡，拥有私家车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因为新加坡鼓励国民使用公共交通系统和环境保护，对汽车课以重税。在新加坡买车、养车的成本高得惊人，“有车族”都是比较富裕的人。而就在严明家楼下，停着很多汽车，可见组屋居民的生活档次覆盖了中产甚至中产偏上的阶层。
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居民也多有“开奔驰坐宝马”的，但如果说这体现了中国在经济适用房分配时存在的漏洞，那么新加坡的“中产阶级住组屋”则是政府有意的引导。“尽可能降低申请门槛，增加申请渠道，让更多的民众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乃是新加坡组屋分配的根本原则。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规定只有月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者才可申请，80年代提高到2500新元，随后又放宽到3500新元，目前组屋政策已逐步放开至8000新元，以接纳更多的人。
家庭、社区、国家
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儿女成年后与父母分开居住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时尚，而在新加坡，类似严明家这种两代同堂甚至三代同堂的非常普遍。叶振铭指出：“我们的组屋计划中鼓励和谐完整的家庭，发扬亚洲家庭价值观。”
新加坡公民想要购买组屋，必须有一个“家庭核心”，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一对夫妻。或者35岁以上的单身人士才有资格购买组屋，而且还只能买二手房，他拿到的政府津贴也较少。政府以这种方式鼓励人民结婚，对中国人来说很是新奇。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新加坡人是这样理解的。
多代同堂也是政府鼓励的，“新加坡公民申请购买组屋，家庭月收入不能高于8000元，但如果三代同堂的家庭，这个额度可以放宽到12000元。已婚子女购买临近父母的组屋，可以有优先权；如果在二手市场购买一间靠近父母/已婚子女住所的组屋，可以获得4万元的购屋津贴，比普通津贴多1万元。”东方传统的“百善孝为先”和“天伦之乐”，被有效融入先进的组屋制度之中。
除了家庭、家族的凝聚力，新加坡建屋局更把“促进深具凝聚力的社区”作为一项重要目标。正如记者在裕廊社区中看到的，组屋尽管都是高楼大厦，但绝没有那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感，相反，大量的公用空间为邻里和睦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组屋一层被架空，并与勾连各个楼座的回廊相联系，其中有一些石墩石椅，可以想象，午后几位老街坊在这里打打牌、下下棋，将是十分惬意的事。在楼座之外，则是面积不小的户外园地，有花园、凉亭、儿童游乐场和简单的体育设施；几步远的巴刹，既提供生活便利，也创造了另一个交往场所；步行3分钟左右，有一个“民众联络所”，不仅有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还举办瑜伽、太极、烹饪等各种培训，并是多个民众社团的活动场所⋯⋯在组屋区走一圈，你就能真切地体会社区的活力和凝聚力。“确保每一个镇都是新加坡的缩影。”建屋局的宣传口号颇为鼓舞人心。
当人们建立对家庭的责任感、对邻里的信任感、对社区的归属感，那么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归属和热爱也就尽在不言中，东方文化与现代政治制度，就在新加坡做了这样一次耐人寻味的交集。